随着郭富城的“归来”，香港地区一下子在90年代初期聚集了4位才华横溢、外貌出众的男歌手，被誉为香港“演唱会之父”的张耀荣（另一说法为方逸华），便将“四大天王”的名号冠给了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和黎明，就此宣告了新时代的到来。
与此前几位爆红歌手不同的是，随着内地市场的进一步放开，四大天王以及很多同时段的港台歌手的作品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内地，从而收获比前辈们更广阔的市场与发展空间。从1992年起，四人就先后多次到内地演出、开演唱会。
在央视35周年台庆的舞台上，郭达、蔡明、赵丽蓉便表演了经典小品《追星族》。小品中奶奶赵丽蓉，一打开孙女房间的门，就被墙上的大头照吓了一跳，儿子郭达赶忙解释：“啊，这是四大天王。”
因为四大天王，内地诞生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追星族”。
彼时各式各样的明星周边产品开始出现并热销，而四大天王的唱片、磁带、海报、贴纸更是成了抢手货，同时以郭富城四六开分头为代表的“天王造型”也不断被内地的年轻人模仿，大家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港台流行文化对生活的巨大冲击。
四大天王
但在很多人看来，四大天王所带来的“变化”也并不都是正面的。
四大天王，宛若谭张争霸的新版，虽然四人也都是影剧乐多栖发展，但在音乐方面的火花却碰撞得尤为激烈，除了日常比销量、比人气，更是几乎包揽了90年代香港乐坛的各大奖项。以至于每到颁奖季，歌迷间的摩擦、口水战绝不少于谭张时代。
谈及当时香港歌坛的风气，很多人都会引用黄家驹那年说过的一句话：“如今的香港只有娱乐圈，没有乐坛。”也正是在四大天王横空出世的1992年，黄家驹和Beyond远赴日本发展，并在1993年因意外于日本去世，享年31岁。
黄家驹去世的这年，四大天王同时获得了十大中文金曲最佳男歌手的提名，也让颁奖典礼就此成为了“战场”，天王们的粉丝们分为了四拨来为自己的偶像应援，现场氛围颇为紧张。
当张学友捧起最佳男歌手奖杯时，现场嘘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
面对此景，歌神发表了番很有名的讲话：“刚入行的时候，经历了一件让我特别寒心的事情，我看见阿伦（谭咏麟）和Leslie（张国荣）的在场馆里争吵、闹场，八年之后当我们四个人同时站在这场上，我希望大家不要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随后在一片掌声中，四人合唱了一首《朋友》。
四人合唱了一首《朋友》
这件事在日后被传为一段佳话，可颁奖典礼之后四人粉丝间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缓和，相反还愈演愈烈。直到1999年，张学友、黎明像谭咏麟一样宣布不再领取任何音乐奖项，也间接宣告了四大天王时代的终结，粉丝间的口水战才有所缓解。
除了不够良性的粉丝生态和对香港歌坛文化的“破坏”，四大天王的过度强势也被认为造成了香港歌坛的垄断局面，制约了香港娱乐界的多元化发展、让新人得不到露头的机会。
和杨千嬅一样，通过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出道的陈奕迅，在1996年发布了自己的首张专辑《陈奕迅》，里面有首名为《时代曲》，就常常被人认为是那时新人歌手内心的写照——
“故事尾声方进场，别人话迟极了，愿时代仍为我留了座……剩下光景不多，但是你会如何，我也没有奈何；盼你耐心的安坐，怕以后掌声未够是晚多”。
三
90年代，是香港娱乐产业全面衰退的年代，因为资本的撤出和金融危机，大量泡沫被戳破，电影、电视产业都迎来了转折点（点此阅读：）。
唱片行业亦是如此，从90年代初期开始香港地区唱片业的收入就开始下滑，但很多身处其中的人，却并未意识到一场危机其实已经到来，甚至没体会到和影视产业衰落所带来过的那种实感。
这一方面是因为四大天王实在太火了，他们的歌曲四处可见，他们的演唱会场场爆满，以至于香港乐坛始终有足够的关注度，进而使很多人忽略了唱片业整体下滑的趋势。黄霑曾说，“四大天王的出现，让香港乐坛晚衰落了十年”。
另一方面，和资本撤出、外埠市场萎缩等给电影产业带来的“不可逆”风险不同，不少人相信致使唱片销量缩减的“元凶”，是可以被控制和消灭的。
这个元凶，就是盗版。
“当时我们发现了首批盗版CD是从台湾运入香港的，还未及制止，已经迅速地成行成市都卖盗版……（1994年唱片业全年收益）一年之间收益跌了3成。”冯添枝在回顾90年代时说道。而根据IFPI数据显示，因为盗版猖獗，1995年香港唱片业本地销售额已经下滑至16.8亿港币。
雪上加霜的是，1996年后VCD开始在内地市场兴起，随后这种“更便捷”的观影模式就被引入到了香港地区，一年之内香港的VCD厂房数量翻了近五倍。而当时很多VCD厂房不仅仅刻录盗版电影，更是将手伸向了唱片CD。1999年，香港唱片业本地销售额跌破10亿港币，仅有9.8亿港币。
IFPI等曾就此表达过抗议，而香港政府也于1999年加大过对于盗版的打击力度，全香港800家售卖盗版的店铺在一年之内锐减至200家。
“我们还乐观地以为雨过天晴，”冯添枝曾经说过，“怎知开心了8个月，就轮到互联网上的非法上载下载出现，这个严冬并未过去。”
21世纪互联网浪潮的兴起，缔造了无数新兴行业，但同时也加速了一些产业的灭亡——毫无疑问，实体唱片业就是受冲击最大的领域之一。
即便在消费者版权意识已经很强的今天，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正版音乐付费，更遑论性价比远比不上电子唱片的实体CD。
四大天王最火的时候，内地的音像店满是港产的精装版专辑，其中宝丽金唱片单碟装的VCD价格能达到35元（人民币）一张，而90年代中期，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不过8000多元，如此昂贵的正版售价正是盗版在两岸三地兴起的重要原因。
不过到了1999年，宝丽金却突然做起了清仓大甩卖，很多唱片在内地的价格不过5元一张，导致不少支持正版的消费者还误以为这些都是盗版。
这场清仓大甩卖的背后，是宝丽金的控股公司飞利浦和西门子认为数字音乐将取代传统唱片，便以106亿美元的价格将宝丽金卖给了法国媒体巨头西格拉姆公司，并和该集团旗下环球唱片合并。香港唱片业辉煌的缔造者，就此谢幕。
与此相呼应的是，海峡对岸的滚石唱片为“迎接网络时代新经济来临”，在同年积极布局起了网络事业，和I-ncubate合资成立Asiacola，由Asiacola转资成立“亚洲可乐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同样是在这一年，Beyond宣布暂时解散，而滚石旗下乐队五月天、环球唱片的新人蔡依林则推出了自己的首张个人专辑，一年后周杰伦也凭借《JAY》正式出道，大批有才华的新人迎来了自己的时代。
周杰伦《JAY》
不知不觉间，东南亚一带的流行乐中心，便由中国香港“迁移”到了中国台湾。
Beyond的解散并没有持续太久，2003年乐队便正式复出歌坛，并举办了“Beyond超越Beyond”世界巡回演唱会，而这一年正是黄家驹逝世十周年。
但2003年，对于香港文娱届来说绝不是好年份。
4月1日，张国荣从香港东方文华酒店24楼坠下身亡，享年46岁；8个月后，和张国荣、谭咏麟并称“两王一后”的女歌手、“香港的女儿”梅艳芳也因病逝世；谈起这些，高晓松曾唏嘘不已：“就好像一个年代的逝去似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是香港最真诚的时候，真诚的在做事、唱歌的年代。”
张国荣和梅艳芳
如果再算上非典肆虐对香港影视产业的打击，那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的正式签署，可能是2003年香港文娱行业所接收到的，为数不多的好消息了。
按照CEPA中的相关规定，港产片将不再受到引进大片的进口限制，香港和内地的合拍片则可以作为内地电影进行宣传和放映。
CEPA的签署及此后多次修订，给香港艺人北上提供了较大空间。在香港本地市场局限性已经很明显的情况下，内地的市场便显得格外重要。
曾替容祖儿创作《独照》的创作型女歌手贾立怡，便是最早选择和内地市场、资本接触的香港女歌手，她的态度也很直白：“因为这里（内地）到处是机会。”
只不过从结果来看，香港唱片业并没能像电影业一样，抓住这个机会。
四
四大天王时代中后期，香港唱片行业的没落，本质上还是因为人才和优秀作品的匮乏。
80、90年代，香港唱片业最火的时候，很多歌手一年能出2-3张专辑，而反观新世纪后的台湾唱片业，周杰伦等人发片频率最高的那几年，常常也不过是一年一张而已。如此大的发歌需求和极短的创作周期，本身就是一种不够良性的损耗。
当年香港唱片公司为了艺人能保持曝光率和发片频率，要么往专辑里“注水”，放入一些质量并不够好的歌曲，要么花钱买歌、买版权来翻唱——当年很多粤语金曲，其实都是翻唱日本歌手的作品，1992年黄家驹离开香港，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对这类翻唱热感到不满。
在有巨星的年代里，歌迷们或许原意为了偶像花钱，但当偶像退隐后，消费的动力也随之消失。
“发片频率一高，唱片质量自然难以保证。往往专辑里只有主打歌还可以，其它的都不好。香港唱片通常卖100港币，如果歌迷买一张唱片只能听一两首歌，当然愿意选择到网络上免费下载或者买盗版。”贾立怡觉得，香港唱片的弊病在网络时代被彻底放大了。
更要命的是，由于收入下滑，唱片公司更不可能在唱片和育新上砸更多钱。冯添枝曾指出：“唱片公司因为不可能再有庞大资金发掘新一代，都是靠重新把旧歌结集为精选或重新混音而赚钱，不断‘流血又未止血’。”
二十多年前，很多大牌歌星制作一张专辑，包括MV拍摄等或许得花费数百万元，可到了2005年前后，即便是最顶尖的歌手，一张专辑算上宣传费用等总成本也不过100万。这种情况下，再想好好打磨MV或其他一些细节，便也不太现实了。
这种环境对于新人来说，更是不甚友好。香港媒体人查小欣就指出，大环境变化让香港年轻艺人生存、发展变得十分困难：“年轻艺人和公司一签就是10年，每个月工资1万多块，但是学跳舞学唱歌学表演等等课程的费用，公司只是垫支，每个人随随便便都要欠公司上百万元。”
但其实香港唱片业本有机会借助更大的内地市场去扭转这样的窘境。
在大陆和中国台湾于2002年加入WTO后，因互联网时代到来业绩有所下滑的滚石，敏锐地洞察到了市场将要发生的变化，开始更积极地开发海外及内地艺人经纪业务。这一年，滚石移动在广州成立，经营无限增值服务，定位为大中华地区数字音乐行业领先的服务提供商。
姑且不论以滚石代表的唱片公司，选择的转型模式最终取得怎样的效果，但至少选择了一种更主动的方式。相反在21世纪的头几年里，香港的唱片公司并没有像香港影视公司一样，对北上表现出足够积极的态度。
“但他们怕适应新的环境。”聊起和内地市场、资本的合作，贾立怡曾在2006年这么解释。她觉得很多香港唱片公司的思维还停留在20年，有些故步自封了。“还梦想着内地的商人主动找上门合作，但这怎么可能？现在已经不是四大天王时代了，内地有自己的唱片工业，不用再仰香港鼻息。”
于是往后的故事，便没有那么“引人入胜”了。
杨千嬅的《电光幻影》发售后第二年，也就是香港唱片产业进一步衰落的2005年，香港唱片销量最好的男歌手和女歌手，分别是侧田和卫兰；而在内地，娱乐圈最重要的大事之一便是“05超女”，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