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落和他的新书《老灵魂》
感受讲述者
知名专栏作家韩松落上世纪70年代生于，长于兰州，新疆的民歌给了他最初的感动，戈壁大漠定义了他的性格。年轻时他喜欢写小说，常常把《兰州晚报》上真实而荒诞的社会新闻改写成爱伦坡式的小说。再后来成了专栏作家，最忙的时候，在全国三十多家报社开设专栏。由“未读”出版的韩松落《老灵魂》一书，讲述了周梦蝶、刘蓝溪、黄舒骏、罗大佑、郑智化、李宗盛、齐豫、张艾嘉、达明一派、张清芳，以及“燕舞”之歌、艾敬、张楚、金德哲等不同时代的与音乐有关的人与故事。他在书中寻找这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迹的声音的来龙去脉，勾起了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透过这些人，我们看到了岁月的底色，也看到了“70后”对生活的观察与感悟。
无论音乐真人秀节目还是在KTV里，人们为什么会迷恋老歌？韩松落认为，在网络信息应接不暇的当下，人们甚至将“忙”作为忽略生活的借口，没有耐心读完一本书，甚至没有耐心去听完一首新歌。所以人们就习惯到老歌里寻找温暖。因为在时代的巨变中，那些老歌是变化最少的，甚至是没有变化的。当那些旋律响起，便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时光倒流的假象，在现实与内心之间树立起一道暂时的屏障，于是内心的焦虑也得到了安抚。钟爱老歌，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
《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打开一扇窗
我姥爷是兰州人，后来参加革命，在民政局工作，1956年随单位迁去新疆垦荒，他带着全家人（包括我姥姥和他们的八个儿女）迁移到和田地区于田县城附近的一块绿洲上，定居、开荒，建起了一个巨大的农场。
我是在新疆出生的。1982年，我7岁，在新疆和田策勒的一所小学读书，“六一”文艺汇演，同学的弟弟在策勒县影剧院简陋的水泥舞台上唱了一首《蜗牛与黄鹂鸟》，师生为之震惊。那时候最流行的发型是爆炸头，最受欢迎的服饰是白色的半透明的裤子配上火红的上衣，一切都充满朝气，充满不可能的想象力，就像贾樟柯的电影描述的那样。
1984年，我妈妈因为觉得自己在新疆策勒县政府工作已经没什么前途，于是赌气回甘肃老家。我们跟着她，带着一卡车家具，走了特别远的路，在如今是兰州大学所在地的小镇子上落了脚。我在那里念了一年小学，又考上了设在郝家营的第二中学。每天早上6点起床，带点儿干粮，走上大约十里路，到学校去上课。
我记得1989年秋天，中央电视台的《旋转舞台》栏目播出了一辑由台湾老牌歌手君制作兼主持的节目：《潮——来自台湾的歌声》。那次节目播出之前，台湾、香港的流行音乐只是一种潜在的流行——邓丽君、凤飞飞、龙飘飘、高胜美、千百惠的歌也在流行，但上不得台面；罗大佑和齐秦也在校园里传唱，但仅限于文艺青年。而公开发行的台湾、香港歌曲，多半是经过张蔷、张蝶、吴涤清、周峰、朱晓琳、玉、任静、段品章等人的翻唱。我第一次听到罗大佑的歌，就是1984年春晚，成方圆唱的改编版《童年》。那个时代后来被称为“扒带时代”。作家李修文说过，“卡夫卡在影响我，罗大佑的歌也在影响我。我们再也不像过去一样把两者对立起来。在这种双重文化的影响下，我们绝对和上一代不一样了。”他写《捆绑上天堂》的时候，特意下载了《潮——来自台湾的歌声》来听，以便在内心重回当年。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离开小城去上大学，成了学校广播站播音员，可以放自己喜欢的歌，我用孟庭苇和郑智化，还有后来的《音乐天堂》有声杂志，对全校师生的耳膜发动了“狂轰滥炸”。那时我每周乘着长途大巴回家，有一次回家，常走的路发生塌方，大巴拐进一条山谷，山路尽头骤然出现一片平原，金黄色的油菜花地、明亮的水塘、白墙黑瓦的村舍。这景象让我想起艾敬唱的那首《我要回家》。
老歌里有过去的时光
小时候听母亲和她的朋友们讨论：“杨丽坤到哪里去了？”后来我知道，杨丽坤是《阿诗玛》和《五朵金花》的主演，她在动乱年代落难，再没能在银幕上露面。我想，对我们这代人来讲，谁是属于我们的“杨丽坤”？钱贝妮去哪儿了？蔡妙甜去哪儿了？赵莉、张行、朱枫、肖雅、孙青、吴越菲、庄鲁迅又去哪儿了？还有，当年《电影》上介绍过的群星们都去了哪里？姜黎黎去哪儿了？李克纯呢？龚雪呢？他们是真人还是幻影？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后来港台流行乐涌进来，卫星电视中文台在大陆落地，给我们布下了更多“谜局”。那个唱过《有一天我会》的张琼瑶还在唱吗？刘蓝溪真的出家了吗？潘美辰遇到了什么挫折？王杰《红尘有你》MV中那个美少女是谁？林叶亭还和以前一样清纯吗？金得哲为什么只出了一张专辑？郑智化真的穷困潦倒了吗？
不只我有这种惦念、这些疑惑，当年最著名的BBS上，流行音乐板块，有个长帖叫“一片歌手的下落”，大家群策群力，寻找那些“一片歌手”的去向。所谓“一片歌手”，是那些只出过一张唱片就消失不见的歌手，“一片”不是绝对标准，是泛指，“一片歌手”指的是所有经历过短暂荣耀、给人心里留下印迹后就再也没有下文的艺人。后来，天涯上、豆瓣小组里，都出现了相近的帖子，每个人提供一点碎片，拼接出他们“一片”之后的人生。
现在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常常觉得那段经历是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个年代的许多参照物、参照人都不见了，老房子被拆了，老电影院、老澡堂消失了，我们常常看见的人，突然风消云散，或者在世界的某个小角落里度过余生，或者变成另外一个人。姜黎黎还在演，但只是出演妈妈婆婆，以及大宅门里的强势大婆；张蔷还在唱，但已经与过去不一样。和他们有关的消息，有许多神秘传闻，例如钱贝妮，有的传说她去了，犯了什么案子，和男友一起被美国警方击毙；有的传说中，她还出现在华人圈的聚会中，为大家唱歌。陈淑桦消失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她因为母亲去世患上抑郁症，从此闭门不出，整日和电视以及收留在家里的流浪狗做伴；还有梁雁翎，最红的时候唱片公司被吞并，她个人投资失利，身负巨债，以卖为生，只是经常“梦见自己还站在台上唱歌，然后醒来落泪”。
为什么要这么兢兢业业地搜寻他们的人生印迹？因为，和他们一起消失的，不只是才华、歌声，甚至也不是离奇异色的人生，而是一大块时光。过去的东西美就美在这里，它无力为自己申辩，只能任凭人们为它附加种种色彩，并且变得越来越美。
储存在记忆里的《未央歌》
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比如，文学史上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留下了张爱玲、钱锺书让我们挖掘出来，新的挖掘还在进行之中，人们对那个时代永远有期待；再比如，音乐史上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香港的民歌手在多年后陆续被挖掘出来，新的挖掘却还没有中止，还有惊喜。
我最先知道的《未央歌》，是黄舒骏的《未央歌》。他唱着“当大余吻上宝笙的嘴边，我总算了了一桩心愿，只是不知道小童的那个秘密，是否就是蔺燕梅”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些名字来自何处。直到有一天，书店里终于出现了那本书——《未央歌》。绿色的封面，很厚，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我终于知道了它的作者是鹿桥（本名吴讷孙），知道了他自西南联大毕业，知道了《未央歌》是他在1945年26岁时完成的作品，知道了“未央”一词来自汉画像砖上的“千秋万世，长乐未央”，意为“过去的来源不知道，未来的结尾也不清楚”。最后我们也知道了，创造了大余、小童、蔺燕梅和伍宝笙的鹿桥，在2002年3月19日清晨去世。
黄舒骏看到这本书，要比我们早25年。那时候他初中毕业，暑假时看到报纸上这样评价一部电视剧：“宛如《未央歌》时代的重现。”什么是《未央歌》？他找到那本书，用三天时间读完，后来就有了那首《未央歌》。黄舒骏比我们幸运，不仅因为他更早读到那本书，还因为，1997年，他收到鹿桥先生的侄女朴月女士的一封信，信中说，鹿桥知道了有这样一首歌，希望黄舒骏“不要害怕跟他联络”。两周后，黄舒骏飞到美国，见到了鹿桥。2000年，他再一次见到鹿桥，谈论将《未央歌》改编成电影的事宜。
我觉得，人在年轻的时候要尽量多地储存音乐，因为有一天，即便是这样虚幻的储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依傍。
我平生第一盒属于自己的原版音乐磁带，就是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因为我在上高二时，从同学那里借了一盒翻录的英语听力磁带，听力内容结束后，突然出来一首歌：“高高的，高高的，蔚蓝的天，是不是，到了离别的秋天。”那时的空白磁带是60分钟或者90分钟，而原版磁带往往只有45分钟，翻录的听力内容，不够覆盖掉原来翻录的孟庭苇专辑。那个声音一下子征服了刚刚听过小虎队、姜育恒、王杰的我。
几年之后，我又有了《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谁的眼泪在飞》，以及孟庭苇最早的两张专辑《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和《成长》（大陆版名为《日以继夜地想你》）。1996年冬天，我毕业了，分配在深山里当养路工。有一天上路扫雪，休息的时候，有人在路边烧枯树叶取暖，突然间，附近由军营改建的度假村放出广播来，居然是孟庭苇的《去吧，我的爱》。至今我听到这首歌，还有窒息之感。又过了许多年，她宣布退出，又复出自组公司，开演唱会，上综艺节目，她和丈夫都开了，甚至回复过我的微博。我有点儿不相信这个她就是那个她，却也有点儿欣喜，她终于有了下落。
自己也为成为歌手做过努力
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一段旧日广告歌，一个短头发的小伙子用夸张的动作弹琴，随后戴起耳麦，坐在收录机中间，唱出“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一刹那，犹如时光机启动，我被吸进一条隧道，回到上世纪80年代——吃过了晚饭，一家人坐在屋子里，父亲摘掉电视机外面的布套子，打开电视，调过天线，“燕舞之歌”在雪花点中渐渐清晰，“燕舞之歌”之后，就会有电视剧播出，在那样的夜晚，那是最美好的时刻。
后来我了解到，那个唱歌的小伙子叫苗海忠，是市体育职业高中的学生，偶然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北京、中学生艺术五项大赛”，获得了男子组亚军。中央电视台招聘广告演员，在两千多人中间选出了15个人，其中就有他。他被选中拍摄“燕舞”收录机广告。后来他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跟、徐帆是同学，毕业那年在无锡拍戏，剧组演员吵架，他去劝架，推拉之间却令对方头部着地身亡，他因过失杀人罪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半。那个时代明星的命运，想起来也常常让人慨叹。
我自己也为成为一个歌手做过努力。我写过二十多首歌，给正大国际、大地唱片、嘉鹏文化寄过样带，他们都出过民谣专辑。样带是我用声宝录音机录的。那时我住在学校广播站，广播站有两台声宝录音机，我用它们把我写的歌录下来。我开发了录音机上的所有功能，制造出各种效果，例如先录一遍作为伴唱带，再唱一遍，两遍叠加在一起，制造出合唱或者有和声的效果。我还去学校电教中心借了一整套效果声的录音带，在一些歌里加上鸟叫声、雨声、海潮声，以及教堂钟声和火车开动的声音。还请了会乐器的同学，用二胡、口琴、手风琴，帮我加伴奏。
但是我只收到了若干回信、若干电话，都是寥寥数语：样带和歌谱已经收到了，会认真对待，希望你再接再厉，写出更好的歌。
后来，我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歌唱比赛，得过各种奖，见过许多专业的词曲作家、歌唱家、编曲大腕儿，渐渐知道怎样才能真正入行，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歌手。但我从没有实践过。因为在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作和发表，知道写作或许更适合我，所以我从不对歌唱比赛真正上心，也从不对比赛结果寄予期望。我一心想要写小说，但小说写了没多久就转向专栏，从此写了十几年专栏，小说也成了我的逃遁之所，每逢发现自己的专栏写得并不好，我就假设还有小说可以接纳我。尽管，我的小说故事大纲装了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