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陈晓云认为，对明星的争论集中呈现了当代中国具有多重指涉的文化特征，涉及性别、社会、政治、国家、民族以及全球化等多重命题。
从性别而言，女星更易引发公众的争论。这其中有一个重要文化现象是：在当代社会，“身体”不仅成为大众文化关注和表现的主要对象，也成为大众本身关注的焦点。各种名目的选美比赛，化妆品、保健品广告的泛滥，一定程度上成为这种文化的注解。一些电影明星，首先被观众认知的，是其身体在银幕上的视觉呈现，然后才是其背后所蕴涵的文化价值或者梦想寄托。当“身体”与绯闻、隐私等结合在一起，电影明星们很难得到赞誉。
就社会因素而言，在当今都市消费文化语境中，电影明星身上不但纠结着诸种关系的复杂运作，事实上电影明星本身也成为大众的消费对象。明星是由作品、媒体、观众共同造就的，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有意味的是，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中存在一个矛盾现象：电影明星的制造并非都是在积极的、良性的力量驱动下来完成的，相反，诸多消极的、负面的信息常常可以引发观众的关注度。明星尚无法真正引导文化消费，但却在批判声中成为文化消费的对象。章子怡成为其中最为突出的个案。在中国电影史上似乎很难形成如此对立的矛盾：她在国际影坛地位越高，在国内遭遇到的攻击就越犀利。
从刘晓庆，到巩俐，到章子怡，这三位堪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标志性的中国电影明星，似乎从出道开始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而争议焦点也越来越偏离表演和演技本身，更多落点在“社会表演”，而非“电影表演”中。时至今日，这种争议愈发显示现出矛盾性，围绕章子怡的种种争议几乎与电影无关。
而政治、国家、民族无不影响着明星的毁誉。在对章子怡的读解中，关于《艺伎回忆录》的风波极为典型。据说，《艺伎回忆录》在日本和中国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反应。从中不仅可以看出文化的差异性，也说明由于立场不同而造成的对于同一事件反应的差异。网络对这一事件的过激反应，常常模糊了“电影表演”与“社会表演”的界限，于是，在《艺伎回忆录》里出任角色的“国际影星”章子怡就被简单地置换成了“中国女人”，而那位日本演员则被简化（或扩展化）为“日本男人”。于是，一段特殊的民族历史和一种纠结不开的民族情结将章子怡推到了“汉奸”般的反面角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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